2017，开不动的印钞机
作者：老蛮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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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这样一组数据开始本文：2013 年初，我大中国央行 “对其它存款性公司债权”（央行借给商业银行的债）规模为 1.45 万亿。当年 6 月，钱荒发作，各商业银行的现金流濒临断裂，全社会陷入恐慌。央行紧急启动 “SLF” 、 “MLF” 等方式，直接借钱给商业银行，补充商业银行的现金流。至 2014 年底，央行对其它存款性公司债权的规模为 2.50 万亿，2015 年底为 2.66 万亿。这两年央行在借钱给商业银行的问题上，算得上极尽克制，两年时间加起来也就是借了 1.21 万亿出去。然而到 2016 年底，该数据暴增到 8.47 万亿，较 2015 年底暴增了 5.81 万亿，增幅高达 218% 。
到 2017 年，这种令人震惊的增幅突然就停止了。 6 月底的数据为 8.59 万亿，较 2016 年底仅仅微弱上升了 1200 亿，增幅只剩下可怜的 1.4% 。看起来，商业银行已经不再需要找央行借钱了似的。
我们必须知道的是，央行借钱给商业银行，乃是 2013 年以后，我大中国最重要的金融现象，没有之一。 2014 和 2015 年央行借钱给商业银行的规模偏小的结果，是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都陷入萎缩，于是我大中国政府被迫在 2015 年底启动 “地产去库存” 运动，并敞开央行的大门，让各商业银行想借多少就借多少。这就是 2016 年央行对各商业银行的债权规模剧增的原因。然而，2017 年，这一切都戛然而止，商业银行竟然突然停止向央行借钱了。在这种现象的背后，一定有着非常深刻的经济学上的原因。而将这个原因挖掘出来，一定能让我们更加清晰的理解未来之路。这，就是本文的核心目的。
——是以为序
【一】以债为锚
一直到 1971 年，人类才正式放弃以贵金属作为纸币发行之锚的做法，从这个时候开始，人类进行了以债为锚发行纸币的新时代。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回头，重新认识货币的历史。
首先我们要重新认识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伊萨克·牛顿，人类历史上神一样的科学家，鲜为人知的是，牛顿同时也是一位神一样的经济学家。他担任英国铸币厂长长达 30 年，并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货币发行体系。牛顿之后，人类才真正理解了货币，解决了国际贸易中不同种类的货币如何相互兑换的问题，英国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国际竞争优势，成长为真正的 “日不落帝国” 。
1696 年，时年 53 岁的牛顿接受其当时的英国财政大臣，也是他学生的推荐，担任英国铸币厂的皇家监理，3 年后正式接任厂长，此后牛顿长期担任铸币厂长一职，直至 1727 年去世。在牛顿接任铸币厂长的时候，大航海时代已经到了尾声，海洋的神秘面纱已经被揭开，通往各大陆的航道都已成熟。大英帝国内部已经正式建立起君主立宪制，外部则刚刚结束与法国之间的大同盟战争，举国上下正是朝气蓬发，试图向全世界扩张，拓展殖民地。而这个时候，制约英国脚步的最大问题，就是货币。
在那个时代，人类依然处于贵金属货币时代，以贵金属打造的金银币是最为流行的货币。英国当时面临的问题，其实是当时欧洲各主要国家普遍遇到的问题：金银币的铸造标准问题。最基本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一个标准贵金属币上标注的数值，是货币单位还是重量单位？比如标注为 10 便士，还是 10 克？第二，如果标注为货币单位，那么该贵金属币是否应该足值，也就是标注为 10 便士的金币，其中必须含有相当于 10 便士的金子？当然了，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贵金属币是否必须足值？
牛顿以其科学界崇高的威望压制住了争议，坚持以货币单位为贵金属币的标注单位，这算是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到 1717 年，在牛顿的建议下，英国议会通过决议，确定了黄金与贵金属币的兑换比例：每盎司（纯度 0.9）黄金=面值为 3 英镑 17 先令 10 便士的贵金属币，英国政府官方承诺兑换。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出面，对货币币值与黄金重量之间的兑换关系作出正式承诺。事实上，这就意味着自此之后，英国的贵金属币可以不足值，一个面值 10 便士的贵金属币中，可以只含有价值 7 便士的金子，然而英国政府的官方兑换承诺，给予了这枚不足值的金币以足够的信用，让它可以作为完完整整的 10 便士使用。大家对英国政府有信心，当然就对英国政府发行的金币有信心。反过来，所有使用英国金币的人，无论他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为了确保自己手上的金币的购买力，他都会主动维护英国政府的利益。就这样，英国逐步获得了全世界的支持，四十年后，原本在欧洲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英国终于崛起，彻底击败了西班牙和法国，成为独一无二的海上霸主。此后日不落英国在各殖民地效仿金币的发行机制，发行纸币，承诺可以凭借纸币兑换等面值的金币。这些纸币在殖民地流通，促进了国际贸易的蓬勃开展。
到了这个时候，英国的货币发行体系分成了两个圈层。在英国内部，政府以足额兑换的承诺，依靠 7 成的黄金储备就能发行 10 成的金币；在外部殖民地，则以承诺兑换金币为基础大量发行纸币。英国政府的信用，成为了货币发行的根基。将政府信用与货币发行相捆绑，这恰恰是牛顿爵士在经济学领域做出的突破性贡献。在老蛮我看来，这种贡献对人类社会的意义，不比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来得小。
有了英国政府进行信用背书，英国本土的金币加上殖民地的纸币英镑，乃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国际货币，它的使用一直持续到 1930 年代的全球经济大萧条时期，英国政府财政濒临崩溃，已经无力再承担国际货币的责任，对于世界各地拿着纸币英镑过来兑换金子的要求，英国政府已经无法承受，于是只能在 1931 年取消兑换承诺。全世界突然就丧失了能够支持国际贸易并能为所有人接受的国际货币，全球经济雪上加霜，并终于带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之后，美国成长为新的全球霸主，对于当时缺乏国际货币因此难以开展国际贸易的问题，除了美国，其它国家根本就解决不了。好在这个时候美国也出了一位真正的经济学大神，哈里·怀特，近代史上充满了争议的传奇人物，此人乃是当代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定者，布雷顿森林体系之父，在人类经济制度史上，唯一可以与牛顿相媲美的神。
1944 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联合国国际金融会议，讨论如何解决缺乏国际货币的问题以及如何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问题，时任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的哈里怀特说服了其他与会代表，以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组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同时，在怀特的推动下，美国政府向全世界承诺，1 盎司黄金=35 美元，美国政府以国家信用担保兑换。
（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现场的美国代表团，后排左一为卡特。）
到 1946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在华盛顿正式开始营业，这在事实上宣告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 的正式确立。它们的章程规定，每个国家的货币币值都必须使用黄金或与黄金等价的美元来表示，并且未经批准不得修改。这就在事实上确立了美元=黄金的信用关系。 1947 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上，美欧各主要国家达成《关税总协定》，确定成员国之间放弃贸易壁垒，以美元为媒介进行交易。 1948 年，美国启动 “马歇尔计划”，直接向欧洲各国投资，复建其被打成废墟的工业体系，振兴欧洲各国经济。如此三管齐下的结果，就是美元自此成长为国际货币，具有了黄金般的信用，为世人所普遍接受。这一系列的举措，统统都是在落实哈里怀特的经济计划。
然而哈里怀特本人在 1946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开始营业后，就陷入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苏联间谍指控。他很快就退出政坛，为了应付责难心力交瘁，在 1948 年就黯然辞世。人类自此失去了最后的经济学大神，对于美元作为国际货币而可能引发的各种问题，再也没有人能进行系统的思考和总结。
在这里顺便说一句，当时的中华民国曾经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总协定的创始国，可惜的是，新中国建国之后向苏联靠拢，并立刻就退出了这三大组织。此后，到 1980 年中国才重新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到 2001 年才重新加入关税总协定。为了恢复这三个组织的席位，加入到新的经济秩序之中，新中国经受了重重考验和磨难，不过这都是后话。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本质，是以美国的国家信用为美元的购买力进行担保，美国官方承诺美元可以按固定利率兑换黄金，这种做法与当年英国的牛顿爵士如出一辙。甚至，只要美国的国家信用还在，有没有黄金可以兑换，都不是问题。英国在 1931 年取消英镑兑换黄金的承诺，英镑立刻就丧失国际货币资格的原因，在于当时的英国内忧外患，各殖民地纷纷在闹独立，英国的经济本身遭受重创，国家信用岌岌可危，英国无法再为其货币的购买力进行信用背书。然而美国不一样。 1971 年美国尼克松总统迫于兑换压力，同样取消了美元兑换黄金的官方承诺，但是当时的美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大国，具有不可挑战的经济和军事领导地位，其国家信用坚不可摧，因此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完全没有受到影响，建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的国际货币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依然在平稳运行。经济学界鬼哭狼嚎的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在 1971 年后就陷入崩溃的说法，基本上就是瞎扯淡。从这一点上看，全世界的主流经济学家，在大神怀特去世之后，就只剩下一帮白痴。
我们今天回头来看，无论是大英帝国的 “金本位” 制度，还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早期的 “美元锚定黄金” 制度，它们真正能够生效的机制，都是国家信用。货币，就相当于是政府发行的信用债！朝气勃发勇于进取的帝国精神，才是英镑真正的信用之源，而不是英国皇家国库的那点子库存黄金。一旦 1930 年代英国丧失进取心，变成整天追忆往昔荣耀的破落户，英镑立刻就随之丧失了国际货币的地位。英国本身让人丧失了信心，英镑才随之被世人抛弃。而美国之所以能在 1971 年取消美元锚定黄金的制度之后，依然维持着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唯一的原因，就在于美国依然强大，依然富有强烈的进取精神。它依然是全世界尖端科技的带领者，流行文化的传播者，它的士兵训练有素身经百战，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出现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这样的情况下，黄金这种不知所谓并且几乎没有工业价值的玩意儿，终于退出了人类的货币价值体系。直接将纸币的币值锚定在国家信用之上，国家信用的强弱，直接决定纸币的购买力大小，这才是人类的正途，也是纸币的终极归宿。
在确立了以美国的国家信用作为美元之锚后，美元成为了真正的世界货币，并最终成为全世界的发展基石，全球经济因此得到了持续发展，人类进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岁月。 1950 年全球 GDP 规模只有 1 万亿美元，到 1970 年超过了 3 万亿。 1950 年全球跨国商品贸易规模只有 600 亿美元，到 1970 年已经超过 5000 亿美元。 1971 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毫无阻碍。到 1980 年，全球 GDP 总规模就超过 11 万亿美元，跨国商品贸易总额达到 3.6 万亿美元。在这种背景下，1981 年上任的美国总统里根顺理成章的走出了下一步：以债为锚。里根政府大规模发行国债，并由美联储直接认购，政府手里有了钱，就可以进行各种直接投资和采购。这当然就是以发债的形式，将美国的国家信用直接变现为美元了。 1981 年里根刚刚上任时美国的国债规模是 9979 亿美元，到 1989 年里根离任，美国的国债规模上升到了 28574 亿美元，增加了近两倍。财大气粗的美国政府因此可以大规模的加强军备，搞星球大战计划，拖着苏联进行军备竞赛，将苏联政府拖得苦不堪言。同时，刚刚启动改革开放的中国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向美国，积极争取美国投资。苏联内外交困，到 1991 年就黯然解体。美国一家独大的世界格局就此形成。全世界都被捆绑在了 “美元” 的战车之上，捆绑在了美国的国家信用，也就是美国国债之上。
然而，接下来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的是：以国家信用为锚，以信用债的形式发行货币的制度，始于 1717 年牛顿爵士的建议，并先后催生了大英日不落帝国和美利坚共和国这两个超级大国。以债为锚的货币信用设定，乃是人类社会至今为止，最基础的金融设定。我们今天所有的财富，所有的产业经济，所有的科技文化成果，都建立在这个基础设定之上。然而，这个设定是无限的吗？它可以永恒的持续下去吗？到今时今日，人类跨入 2017 年，这种以债为锚的设定，已经持续了整整 300 年，它到达终点了吗？如果这种基础设定轰然崩塌，整个人类社会，将要遭遇什么样的噩梦？
【二】卅年风雨
一般而言，各国央行主要是通过三种形式发行基础货币：第一，向商业银行提供借款，第二，以人民币兑换各经济主体挣回来的外汇，第三，向政府或各国字号单位提供借款。这三种方式发行的基础货币之和，再加上其它一点零零碎碎的资产，就是央行的总资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央行总资产，与基础货币发行量，是基本等同的。对美国这样的国际货币发行国来说，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讲述的，第三种方式是最主要的货币发行方式，比如 2011 年，美联储 29300 亿美元的总资产中，持有美国政府各类债券 26224 亿，占总资产的比值达到 89.5% 。到 2017 年 7 月，美联储总资产 45120 亿，其中持有美国政府各类债券 42423 亿，占比 94.0% 。这其实就是美国以政府债形式发行基础货币，美国政府的信用，就等于美元的信用，两者之间是相互绑定的。
而我大中国这样的国家，则主要是通过前两种方式发行基础货币，第三种方式事实上使用得很少。以 2016 年为例，我大中国央行总资产 343712 亿，其中外汇占款（也就是历年兑换外汇而印出来的人民币总额）219425 亿，占比 63.8%；对商业银行借款 84739 亿，占比 24.7% 。两者合计达到了 88.5% 。至于向中央政府的借款，总额只有 15274 亿，占央行总资产的比值只有 4.4% 。我大中国政府事实上无法提供足够的信用，用于货币发行。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来认真的梳理一下，从 1986 年至今，央行总资产中的外汇占款以及对商业银行债权的数据演变，看看在这三十年里，我大中国在货币发行领域到底经历了什么的惊心动魄的故事。
1986 年，改革开放初期，我大中国的央行总资产 3345 亿，其中外汇占款 38 亿，占比仅 1.1%；而对商业银行的借款规模高达 2682 亿，占比高达 80.2% 。可见，在这个时候，我大中国的印钞方式，主要就是央行向各大商业银行提供借款。
但是，请注意这个但是：我大中国的商业银行与欧美国家不同。我大中国的商业银行基本上都是国有银行，央行向商业银行的借款，基本上都提供给了中农工建交这五大行。事实上，这五大行的信用，都是政府信用、国家信用，也就是说，1986 年我大中国央行向商业银行提供的 2682 亿的名义上的借款背后，是由政府进行最终的信用背书。也就是说，整个 1980 年代，我大中国都是依靠自己的政府信用在发行货币。按某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说法，这就是所谓的主权货币，不依赖美元加持就能独立获得信用的货币。然而事实是：这个所谓的主权货币是虚假的，根本经不起任何考验。
1986 年美元兑人民币的中国官方汇率是 3.45，但是黑市汇率一直都在 8 到 10 之间浮动。我大中国政府试图以低廉的官方汇率吸纳外资，自己来占便宜，算盘确实打得很好。但是外国人都不傻，除了一些爱国港资企业，以及少数几家基于政治目的欧美日企业，比如可口可乐和丰田之外，基本上就没有外资企业上这个当，根本就不愿意在中国大规模投资，也不愿意敞开了跟中国做生意。 1980 年代的改革开放之路，其实走得极为艰难。我大中国要坚持主权货币的道路，守住 3.45 的汇率，代价就是经济根本发展不起来。在外贸数据上，整个 1980 年代，有 8 年都是逆差状态，单 1986 年的贸易逆差就有 120 亿美元。这种持续的外贸逆差情况，当然无法守住外汇储备，由爱国港商投资带来的外汇储备很快就见了底。 1983 年的外汇储备数据为 89 亿美元，算是 80 年代的峰值，到 1986 年已经下降到 21 亿美元的谷底，1989 年也就是勉强恢复到 56 亿美元。就这么磕磕碰碰的发展到 1990 年代初，不光是美元有黑市，在价格双轨制之下，全国范围内，几乎所有商品都有黑市， 这已经是经济失控的征象了。人民币信用根本得不到老百姓的信任，官方无法再为任何商品制定价格，老百姓也习惯了不使用官方价格去购买商品。这种局面如果持续下去的话，那真是万劫不复。
想要平抑物价，恢复人民币的购买力，唯一的办法，就是人民币持续的贬值，以吸引外商投资，促进商品出口，增加外汇储备，以美元的信用，来为自身信用已经崩塌的人民币进行加持。指望我大中国政府打着商业银行借款的旗号为货币发行提供终极信用，这已经是不现实的事。在数据上，1990 年的官方汇率是 3.78，到 1993 贬到 5.76，然而这种贬值幅度跟黑市上的汇率相比依然不够看，到 1993 年，中国经济终于走到了崩塌边缘，当年度消费物价涨幅高达 15%，1994 年物价涨幅 24%，1995 年依然高达 17% 。经历过这三年物价疯涨的国人至今回忆起这三年来都心有余悸。在这样的生死关头下，再羞答答的试图守住汇率没有任何意义。 1994 年人民币汇率因此跳贬到了 8.62 。
在这种持续并且剧烈的货币贬值的刺激之下，我大中国终于迎来了真正的大规模的外商投资，外贸终于恢复顺差，外汇储备量开始上升。 1990 年我大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为 103 亿美元，到 97 年，利用外资达到 90 年代的峰值，644 亿美元。在外贸收据方面，1990 年代只有 1 年是逆差状态，其它 9 年都是顺差，1990 年的外贸顺差只有 87 亿美元，到了 1998 年，顺差规模达到 90 年代峰值，435 亿美元。在外资持续加大流入的背景下，我大中国的外汇储备迅速提升，1990 年的外汇储备规模仅 111 亿美元，到 1999 年已经上升到 1547 亿美元，上涨了足足 13 倍！
汹涌而至的外资拯救了中国经济。 1990 年外汇占款占央行总资产的比值仅 8.2%，到 1999 年已经上升到了 39.8% 。而对商业银行借款占央行总资产的比值，则从 1990 年的 70.1% 下降到 1999 年的 43.5% 。这意味着到 90 年代末期的时候，人民币信用，已经是由美元和中国的国家信用共同支撑的了，两边基本上平分秋色。
然而这个时候中国经济遭遇到一次真正的债务危机。在放开人民币汇率，真正打开国门迎进外资，并随之真正扩大外贸规模之后，国人惊讶的发现，原来除了国企生产的傻大黑粗的产品之外，世界上竟然还有那么多精美耐用的商品，于是纷纷弃国货不用。国企长期积累的技术落后效率低下的问题在 90 年代中后期逐步爆发了出来，并因此丢失了市场。麻烦在于，国企身上统统背负着沉重的银行债务，现在国企的产品卖不出去，现金流纷纷断裂，当然就是还不起债。这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债务危机。中国政府迫于无奈，只能通过央行不停的直接向各国有企业输血，也就是直接凭空印钱。体现在数据上，就是从 1998 年到 2002 年，外汇占款占央行总资产的比值在 40% 左右浮动，而对商业银行的借款，倒是从 40% 一直下降到了不足 20% 。如此下降的结果，外汇占款与对商业银行借款合计占比，在 2002 年竟然跌到了 62.8%！这意味着有近 4 成的钱，乃是央行印出来凭空借给了各国企去吊命。我这里给几个这样性质的央行资产分项数据，首先是 “央行对其它金融机构债权” 项数据。这笔钱事实上就是央行借给各种信托机构，让它们再拿给国企花的。 1999 年央行对其它金融机构的债权规模为 3833 亿，到 2002 年上升到 7240 亿。再比如，2002 年央行的资产负债表里突然冒出来一个 “其它资产”，规模不小，年底的数据为 5266 亿。这笔钱当然也是拿去给国企救命的。 5266+7240=12506，占当年度央行总资产的比值达到 24.5% 。总而言之，2002 年是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最危险的年份，一个不小心，债务链条就彻底崩断了。
所幸天佑中华。 2001 年底我大中国加入世贸，算是彻底打开国门，并完全放弃了主权货币地位。我们也不再坚持国企的领导地位，除了金融、矿产、通讯和运输领域外，其它竞争性领域的国企基本上都被卖掉了。国企员工统统下岗，让他们去外企和民企寻找生路。甚至我们也不再坚持商业银行必须 100% 国有的政策，五大行纷纷选择在国外上市，我大中国政府逐步放弃了与商业银行直接捆绑的固有理念。在这种背景下，外资更加汹涌的进入中国，投资到基础制造业领域，中国在新世纪的前十年就成长为真正的世界工厂，生产了全世界超过 20% 的基础消费品。外资的涌入解救了中国，资金链濒临崩塌的央行获得了庞大的外汇输入，就此变得财大气粗。在数据上，外汇占款占央行总资产的比值迅速提升，到 2013 年达到峰值的 83.3% 。而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借款则迅速下降，2009 年下降到谷底的 3.1%，2013 年也只不过是 4.1% 而已。至于外汇储备数据，2013 年为 38213 亿美元。这个时候，人民币获得了美元的完全信用加持，牛气冲天，汇率不断升值，到 2013 年达到 6.19 。中国经济看起来形势一片大好。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提起 90 年代初期的通货膨胀和 2000 年代初期的债务危机，简直没人会相信。
中国人到这个时候，也才过了不到十年的好日子，就把之前遭遇到的磨难忘了个一干二净。全国人民雄心勃勃，要在 10 年之内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把美元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在这个时候，我们完全忘记了，这个国家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所有成就，都建立在逐步放弃我们的主权货币体系之上，建立在彻底并入美元体系之上，建立在美国的国家信用之上！直接说吧：美元，已经成为人民币的信用根基。一旦整个趋势逆转，中国经济被排挤出美元体系，那么，我们现在的整个货币体系，都将要遭遇直接的冲击。三十年风风雨雨，历尽艰辛，中华民族的苦难岁月，算是熬到头了吗？现在时间到了 2013 年，在前方等到我们的，到底是什么呢？
【三】极限杠杆
在讲述 2013 年后的故事之前，我们先来学习一个简单的概念：货币乘数。各经济主体将外汇兑换为人民币之后，总是会存在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本身也能得到央行的借款。这两笔钱，就构成了商业银行的原始存款，也就是基础货币。商业银行会将这些钱拿出去放贷。每 10 块钱的存款，商业银行会留下至少 2 块 5 作为准备金，贷出去 7 块 5 毛钱。获得贷款的经营者，事实上又会将这笔贷款存回银行，于是商业银行又拿着这 7 块 5 中的 5 块钱出去放贷。如此反复循环的结果，就是存款规模被放大了。以这个被放大之后的资金总规模，除以央行总资产（即基础货币量），得到的结果，就是货币乘数。
在这里，我们很有必要梳理一下，从 1990 年代至今，我大中国的货币乘数演变史。
1990 年到 2001 年，我大中国经历了一次货币乘数逐渐提升的过程，到 2001 年达到当时的峰值 3.72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重新回忆起第二章的内容，在当时的中国，发生了第一次债务危机。银行借给国有企业太多的贷款，根本收不回来，债务炸弹接近爆灭。人民币差点就失去信用支撑，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幸亏到了年底我国加入了世贸组织，汹涌而至的外资解救了中国经济，给了濒临崩塌的人民币以信用加持，中国经济开始好转。
2001 年之后伴随着经济逐步复苏，我国的货币乘数逐渐下降，到 2008 年下降到了最低值 2.29 。这个时刻我大中国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金融负担，日子也好过得很，算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最黄金的岁月。然而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改变了一切。当时美国的金融机构大肆借钱给穷人买房，甚至连首付的概念都没有，全部购房款都是借的。到 2008 年的时候，穷人终于普遍还不起钱了，于是债务炸弹爆发，整条借贷链上的金融机构一个接一个的倒闭。美国整个金融系统都在回收资金，以确保生存。美联储推出了大规模的 QE 计划，也就是大规模印钱，向金融系统补充流动性，但依然不够应付灾难。在这个时刻，我大中国面临着终极拷问：如果美元就此大规模回流怎么办？人民币岂不是就丧失信用支撑了吗？我国对此作出的回答是：自己印。四万亿借款投资计划横空出世，央行开始提高向商业银行借款的规模。体现在数据上，2009 年央行向商业银行借款占央行总资产的比值达到最低值 3.1% 之后，就开始进入上升通道。与此同时，从 2009 年开始，我国的货币乘数开始重新上升，到 2013 年上升到 3.49，这个数据事实与 2001 年第一次债务危机时 3.72 的货币乘数已经算是非常接近了。然而此后我国并没有收敛，货币乘数持续上升，2015 年达到 4.38，2016 年已经达到了 4.51 。进入 2017 年之后，货币乘数就进入了纠结状态。 3 月份微弱上升到 4.74，此后开始反复的纠结波动，到 8 月份恢复到 4.74，此后又开始缓慢下降，10 月底下降到 4.61 。
在进一步阐述我国货币乘数演变背后所隐藏的经济规律之前，我先给出一组参考数据。美国 2011 年的 M2 为 9.6 万亿美元，对比其当年度 2.93 万亿的美联储总资产，货币乘数为 3.29 。到 2017 年 7 月，美国 M2 总量为 13.7 万亿美元，对比 4.5 万亿的美联储总资产，货币乘数 3.04 。整体而言，伴随着近年来美国进入加息通道，收缩资金，美元开始回流，美国的货币乘数正在缓慢而坚定的下降。美国不再愿意向全世界提供货币信用，这事已经算是板上钉钉，不会再有什么变数。不管怎么样，像美国这样可以向全世界发行纸币，并以其货币信用支撑起全球外贸的国家，货币乘数也不过是长年保持在 3 左右，而我大中国，自 2013 年之后，货币乘数就坚定的超过了 3，目前在 4.6 左右浮动。我国这种超高的货币乘数，这种已经达到极限的货币杠杆，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切问题的根源。
现在我们再回头去看 2008 年之后我大中国央行的资产演变。 2009 年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借款占央行总资产的比值下降到 3.1% 的最低值，此后，伴随着我国开始启动大借款模式，这一比值恢复上升，到 2012 年上升到 5.7% 。这个时候我国开始感觉到紧张。央行向商业银行提供了太多的资金，供商业银行借给地方政府，让他们去兴建各种毫无现金回报的基础设施，按照当时普遍的说法，地方债在那一年就超过了 20 万亿人民币。好吧，关于地方债总额，事实上我国从来都没有真正全面的统计。总之当时这个 20 万亿地方债的说法一出来，我大中国从上到下开始紧张，开始了对四万亿借债投资计划的全面反思。于是从 2013 年初开始，我国开始紧缩银根，央行开始减少向商业银行的借款，并通过一系列窗口指导，尝试打压银行的贷款冲动，并多次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压制地方债务扩张的冲动。到 2013 年底，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借款占总资产的比值下降到了 4.1% 。然而，这一次根本谈不上严厉的金融调整，却引发了非常严重的后果：2013 年中，钱荒爆发了。
要知道当时银行主要的借款对象，其实就是政府的各种平台公司，主要的资金去向，都是一些市政道路啊园林广场啊之类的基建工程，根本无法产生现金回报。商业银行要维持现金流，就必须依赖央行不停的借钱输血。现在央行突然停止输血，于是 “DUANG” 的一声，商业银行的现金流断裂了。银行之间的资金拆借利率在一夜之间暴涨，直奔 50% 而去，这可是名副其实的高利贷，却依然借不到钱。在当时地方政府搞基建，当然首先是从城商行手里借钱，所以当时城商行的资金情况最为紧张。规模小点的城商行在当时已经沦落到完全还不起拆借资金的地步，只能眼睁睁的违约，恨不得直接变成老赖。到这个时候，我大中国上上下下，才赫然发现，原来我们已经深深的踏入了债务陷阱，根本就跳不出来了。
2013 年的整个六月份，中国金融市场一片风声鹤唳，股市暴跌，债市暴跌，所有人都在追问，钱到底到哪里去了？很简单，被各类政府债和国企债借去了，沉淀到了不能创造现金回报的市政工程、基础建设里去了。资金紧张的局面一直持续到 6 月底，央行终于撑不住了，放弃了紧缩银根的做法，继续向商业银行提供大规模借款，以吊住银行的命。在数据上，2012 年底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借款规模为 16701 亿人民币，到 2013 年 5 月，钱荒发作前夕，下降到 11844 亿，减少了 4857 亿，降幅达到 29% 。这显示了当时央行停止防水和降杠杆的决心。然而到 6 月底，面对持续了整个一个月的钱荒，央行迫于无奈，终于重新启动杠杆。 6 月底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借款规模就恢复到了 16182 亿。此后央行依然不死心，依然试图关上供钱的水龙头。到 12 月份的时候，央行又尝试了一把，当月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借款规模下降到 13148 亿，结果立竿见影：钱荒第二次发作，资金拆借利率当场暴涨到 6 月份的水平，全国人民都被这连续两次钱荒吓到差点尿裤子。央行自此再也不敢尝试紧缩政策，到 2014 年 1 月，央行对商业银行借款规模暴增到 21281 亿，较 2013 年 12 月份的借款规模增加了 8133 亿，增幅高达 62% 。从这一刻开始，中国的商业银行就再也离不开央行的持续放水吊命，就像深度毒瘾患者一样。只要央行放水的速度稍微减缓一点，金融市场立刻就会爆出一堆银行拆借违约案例。这种事一开始还是新闻，连续三年下来，到今时今日，对拆借市场上的违约，所有人都已经习以为常，视之为经济新常态的有机组成部分。
2014 年，央行对商业银行借款占央行总资产的比值已经上升到 7.4%，到 2015 年继续上升到 8.4% 。就商业银行这种一停止供水就会随时暴毙的状态，当然是非常危险的，简直令人无法直视。我大中国当然不会坐以待毙。要把银行从债务陷阱里解脱出来，就必须让企业找到新的融资渠道。传统的银行贷款路径，乃至于债券市场都不是好办法，冷眼看过去，最合适的还是股市。如果把股市给拉起来，一口气让它涨个几千点，以后企业们都能通过股票发行融资，甚至说不定还能靠卖股票还清银行的债务。于是从 2014 年底开始，一场股市的国家牛市被强行吹了起来。银行不计成本的借钱给券商，让券商拿去借给股民，让他们融资炒股。无数资金跟风而至，拼命的在股市加杠杆。事后我们根本无从统计在这个疯狂的国家牛市过程中，到底吞噬了多少资金。上证指数从 2000 点开始，每个月能涨个一千点。到了 6 月 12 日，上证指数涨到历史最高点 5178 点的时候，整个国家都已陷入疯狂，根本没人相信短短一个星期之后，股市就会坍塌。到 6 月 18 日，噩梦开始，千股跌停盛大开演。从那一天开始，几乎每天都是千股跌停，一直持续到 8 月底，整整跌足两个半月，上证指数跌到 3000 点左右，才算是跌到了底。从此之后，上证指数就在 3000 点附近徘徊，一直到今时今日。在股灾期间，我大中国尝试了无数种救市的手段，根本无济于事。近两万亿的救市资金砸进市场，直接就被汹涌的浪潮席卷而去，连水花都听不到。所谓人定胜天的豪言壮语，在经济规律面前，被证明只不过是一个笑话。
股灾之后，中国整体陷入债务陷阱的现状已经无从掩饰。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当然不能指望外资跟我们共患难，于是外资开始撤离，汇率失守。 2014 年外汇占款 27.07 万亿就是历史峰值，到 2015 年底下降到了 24.85 万亿。这当然是由于外资将手里的人民币兑换为美元，然后汇出中国。我大央行面对股灾时措手无策，现在面前外资撤离，同样毫无办法。 2015 年，由于外汇占款的减少，我大央行的总资产减少到 31.78 万亿，相对于 2014 年的 33.82 万亿，缩减了 6%，这就是一次被动缩表了。通过本文的阅读，大家已经知道了，央行总资产事实上就是基础货币，基础货币竟然缩减了 6%，这一定会传导到整个经济领域，让所有人都感觉到资金紧张。好吧，我大中国本来就由于债务陷阱的事，银行资金都被绑定在各种毫无现金回报的政府基建项目上，想要回款不知道要等到哪年哪月，现在雪上加霜，股灾之后，外资撤离令资金紧张的情况加剧，甚至都引发了央行缩表的后果，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我大中国估计要重回 2001 年了。这种后果想一想，都令人不寒而栗。
到 2015 年底，我大中国终于决定，要赌一把国运了。我们终于拿出了大杀器：房地产。原本整个 2014 年和 2015 年，伴随着银行资金紧张，停止向房地产市场输血，无论是地产商的开发贷还是客户的按揭贷，想申请下来都不容易，以致中国整个房地产市场陷入了普遍萎缩，政府拿出来一块地，有事没事就陷入流拍的窘迫境地，与 2016 年之后地王频出的现象，就好像位于不同的次元似得。体现在数据上，2013 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总收入 4.13 万亿，到 2014 年下降到 4.04 万亿，到 2015 年继续下降到 3.25 万亿。这算是债务危机的连锁反应，冲击房地产市场的同时，也会造成地方政府收入的锐减，以致于地方政府无法偿还地方债务。这要是继续发作下去，基本上就是恶性循环，我大中国就没有反抗的余地了。于是到 2015 年底，反正已经无法可想，再拖下去，基本上就一无所有，连赌桌都要被掀翻了。现在趁着赌局还在，干脆把房地产泡沫再吹起来。在泡沫的掩盖之下，所谓的债务陷阱，看起来也会五彩斑斓，就好像根本不存在一样了。
2015 年底，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借款总额 2.66 万亿。此后，为了让商业银行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到房地产领域，央行彻底打开了人民币的水龙头。到 2016 年底，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借款规模暴涨到 8.47 万亿，增幅高达 318% 。面对这种增幅数据，这种豪赌国运的雄心，老蛮我直接就被震惊到目瞪口呆，已经无法给出一个形容词了。
获得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后，商业银行在房地产领域大展拳脚。开发商可以轻易获得极便宜的贷款，覆盖从买地到建楼的全链条资金需求。炒楼客户也可以随意申请到各种美好的金融产品，满足从首付到按揭的全部需要。 2016 年真是一个美好的年份，短短一年时间，就足以改变国人的信仰，让他们忘记了 2014 和 2015 年房地产市场的普遍不景气，让他们忘记了 1990 年代初期和 2000 年初期这个国家经历过什么样的艰辛，让他们忘记了这个国家正在面临的债务危机，让他们忘记了近在眼前的钱荒和股灾。他们一边兴奋的叫喊着楼市永远涨，一边拿出终身积蓄，拿出养老金，拿出棺材本，兴奋的冲进了房地产市场。
然而，依靠居民最后的棺材本，真的可以支撑起这个国家的经济吗？真的可以解决这个国家从 2013 年起就暴露出来的债务危机吗？从 2017 年开始，这个国家的货币乘数达到 4.7 之后，就不再上升，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外汇占款占我大央行总资产的比值，2015 年还有 78%，到 2016 年已经下降到 64%，到今年 10 月份，已经跌穿 60% 。这些数据，对中国经济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请期待下一章：死亡之债。
【四】 死亡之债
在上一章里我们已经讲过，商业银行在获得存款（最典型的存款其实就是央行以人民币兑换各经济主体手中的外汇而来的外汇占款），或者直接获得央行的借款之后，它一定会拿出去借贷，并通过反复的借贷行为而推高表面上的货币总量。从这一点上来看，商业银行的借贷行为越频密，货币总量当然就越大，货币乘数当然也就越高。
然而对这一系列的过程而言，问题的关键在于：银行的钱要能借得出去才行，也就是说，银行必须找到适格的借款人。实在是找不到人借钱的时候，所谓的 “适格” 要求就会降低，甚至被无视。就好像美国引发金融海啸的次贷危机似的，美国当时已经找不到有钱人买房了，于是就把钱借给穷人，让根本就不可能还得起钱的穷人买房，号称 “次级贷款” 。最后整条借贷链断裂，次贷危机爆发。但是，请注意这个但是，在某些时刻，可能连不适格的借款人都找不到，银行拿着钱，根本就贷不出去，到这种时候，整个金融体系会因此停滞，货币乘数会因此丧失成长性，而整个债务体系，就会因此陷入死亡境地。
在第三章里老蛮我给出了中国 1990 年至今的货币乘数数据，大家都已经知道，我国货币乘数的增长，是从 2008 年开始，自此之后，中国就走上了以债务膨胀推动经济发展的不归路。而在上表里，老蛮我给出了 2007 年至今的居民贷款和企业贷款的演化数据。从 2008 年开始，居民贷款占总贷款的比值就不断上升，从 2008 年的 17.8%，一直上升到今年 10 月份的 31.9%，增加了 14.1 个百分点；而企业贷款占总贷款的比值则不断下降，从 2008 年的 82.2% 一直下降到今年 8 月份的 64.8%，下降了 17.4 个百分点。由此可见，08 年之后，我大中国最主要的借款人，就是居民！就是我大中国所谓质朴节俭的国民！
在这里必须解释一下的是，居民贷款和企业贷款的合计占比，从 2010 年之后就不再是 100% 了，这是由于央行的信贷收支表里此后出现了一个新的统计项目：境外贷款。这指的是中资企业为了向国外投资，向中资银行申请的贷款，主要是外币贷款。从 2010 年到 2016 年，境外贷款的规模一直维持着小幅度增长，占总贷款的比值从 1.6% 稳步增加到 3.8% 。 2017 年之后，伴随着外汇储备的减少，我国开始实施严格的外汇用途管制，限制企业在国外投资行为，因此境外贷款的占比又进入了缓慢下降的通道，到 2017 年 10 月下降到 3.3% 。
好吧，这么一总结的话，08 年之后，中国的企业逐渐就丧失了借贷能力，而填补空白的，主要就是居民贷款，其次是对外投资贷款。对外投资这一块这里不去说它，基本上都打了水漂，没有给国内带来任何正面收益。这里着重讲述的是：企业贷款能力下降，以及居民贷款的暴增，这两件事合在一起，对我大中国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
上表老蛮我给出了中国自 2007 年至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及利润率演变。从 2007 年到 2011 年，负债率就在 57-58% 之间反复纠结，这显示在此期间，工业企业的借债能力已经达到了极限，已经无从增长了。 2011 年之后，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开始缓慢而坚定的下降，到 2017 年 7 月份已经下降到了 55.8%，较 2011 年峰值期的 58.1% 下降了 2.3 个百分点。而企业盈利能力方面，工业企业的资产回报率，从 2011 年峰值的 9.1% 一直下降到 2016 年的谷值 6.4%，减少了 2.5 个百分点。盈利能力持续下降，反过来当然也会压制企业的借债能力。工业，是一切社会财富的源头。工业企业逐步丧失了盈利和借债能力，开始了装逼派经济学家经常说的 “修复资产负债表” 的过程（我跟你们讲，这种故意把简单的道理用一个装逼的名词来讲的经济学家，全是蠢货，无例外。他们的文章也全是垃圾，无例外），降低资产负债率成为不得不为的选择，那么，全社会的所有企业，当然也会逐渐丧失借债能力。
今年以来，由于供给侧改革的影响，原材料价格暴涨，带动了一大批工业链上游的矿产开采及加工企业恢复了利润，所以上半年整体的工业企业资产回报率达到了 3.4%，如果这种趋势可以维持，简单的计算，全年的工业企业资产回报率能达到 6.8%，也算是跟 2016 年比起来有了一些回升。但是，请注意这个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到今年下半年之后，原材料价格的暴涨总归会传导到下游企业生产的最终消费品身上，并将由我大中国的全体国民来共同承担消费物价上涨的后果。而就是本文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我大中国国民，从 2008 年至今，以借债买房的形式撑起了我大中国脆弱的金融体系，已经撑了足足 9 年半了。到今时今日，我大中国的老百姓，还能不能承受消费物价的剧烈上涨？老百姓的棺材本，还能支撑多久？
下表是我大中国城镇居民自 1990 年至今的收支结余数据。在老蛮我一些其它文章中，也曾经出现过这个表格，只不过是数据是从 1998 年开始。本文是年度长文，当然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将居民的棺材本挖掘得更加精细，所以我不辞辛劳的将数据一直整理到了 1990 年。好吧，在这件事情上，再次证明了老蛮我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经济数据狂这个客观真理。咳咳，言归正传，对于这个数据里的数据概念我先做个解释：可支配收入是税后净收入，它是抽样调查结果，不仅包括居民的工资收入，也包括财产性收入（比如炒股投资挣到的钱）或者其他偶得收入。当然，有些喜欢抬杠的哥们声称还有一部分地下收入，比如贿款没计算在内。好吧，确实如此，不过有资格享受这种收入的精英，占我大国民的人口比例连千分之一都没有，对本文的计算过程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各位屌丝就不要再为老赵家操心了。而居民的消费性支出，指的是居民为了维持生存必须的衣食住行方面的支出，其中的 “住”，指的是水电物业费或者房屋租金类的开支，不包含购房按揭类开支，我再强调一次，不包含购房按揭类开支。可支配收入减消费性支出，剩下的结余部分，就是各路高端商家紧盯着的钱。城镇居民可以拿来进行奢侈型消费，用于投资，用于购买保险，以及最重要的，用于购房。
（说明一下，今年 9 月份的城镇常住人口数为估算值，按此前的人口增幅，增加一千七百万，不算少了。）
1990 年代初期城镇居民收支结余有过一段快速上涨时期，不过阅读过前几章的朋友已经知道了，这只不过是因为当年酷烈的通胀带来的数字上的上涨，并没有什么实际上的意义，到 95 年之后，收支结余增幅就逐步降低，2000 年跌到 3.6% 。 2001 年之后中国加入世贸，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一直到 2013 年，居民收支结余增幅始终维持在高位。 2013 年，我国的债务危机再次爆发，钱荒发作，当年度的居民收支结余增幅跌到了 1.1%，几乎丧失了增幅。此后的收支结余增幅就在 10% 左右挣扎，今年上半年的同比增幅也就是 10.7% 。
接下来我要给出的计算过程，是城镇居民历年的购房支出。我国大致是从 1998 年开始逐步放弃此前的福利分房制度，启动商品房改革，步入商品房时代，因此一直到 1998 年，我大中国国民的收支结余的大部分都可以作为棺材本存起来。 98 年之后，一切都变了，购房逐渐成为我大中国国民最大的支出项目，没有之一。
上表我设了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当年度的购房首付统一设置为 3 成，并统一设置为 20 年的等额还本法；98 年至今我国的按揭利率有过很大的起伏，在此统一平滑设置为 6%；且当年度的购房款只考虑首付，不考虑当年度的还本付息支出。当然这种算法会造成总支出的低估，不过以 20 年的周期来计，差别也不大。在进行下一步的数据推演之前，我必须对上表的计算结果进行一次验算：从 1998 年至今年 9 月份的商品房总销售额 80.66 万亿，而居民的本金支出合计 36.84 万亿，两相抵扣，剩余应偿还的本金为 43.82 万亿。截至今年 9 月底银行的居民贷款余额规模为 39.81 万亿，再加上 4.4 万亿的全国公积金贷款余额，合计 44.21 万亿。两者几乎严丝合缝，形成了完整的逻辑闭环。这意味着这种算法完全没有逻辑上的错误，经得起现实检验。
接下来，我会以上表数据为基础，与城镇居民的收支结余数据进行对比，我们重点需要观察的是：购房开支，占居民收支结余之间的比值演变情况。
1998 年，中国刚刚开始恢复商品房供应的时候，当年度城镇居民收支结余的 18.9% 被拿去买了房，而计算累计口径的话，从 1990 年累计存下来的棺材本，只有 4.1% 拿去买了房。到 2008 年，居民部门的贷款即将支撑起整个脆弱的金融体系的时候，当年度的购房负担率达到了 56.7%，而累计购房负担率达到了 45.8% 。这意味着城镇居民已经有近一半的棺材本进入了房地产市场。好吧，这个时候也还好，也不算特别惊恐。此后居民的购房水平持续上升，2010 年的当年度购房负担水平就达到了 80% 。高达 8 成的居民收支结余流入房地产领域，这个时候的房地产业如果称不上支柱性产业，那其他产业简直连站出来说话的资格都没有。地产对居民财富的大幅度吞噬终于引起我大中国政府的重视，此后中国的房地产调控开始常态化，居民的购房负担率进入了起伏波动状态。 2013 年达到 88.7% 的高位之后，遭遇中国第二次债务危机引发的钱荒冲击，到 2015 年算是下降到了 84.5%，然而这一年的年底，面对股灾之后的一地鸡毛，我大中国已经无法可想，只能继续依靠居民借债买房来维持经济，于是在国家层面提出了 “地产去库存” 的口号，所有针对房地产的调控政策都被废弃，整个金融系统的资金大量涌入地产领域，到 2016 年底，城镇居民的当年度购房负担率剧烈上升到惊人的 95.4%，这意味着居民除了维持生存的必须开支之外，几乎全部的剩余资金都拿去买房了。这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据，简直是让人不寒而栗。与此同时，2016 年居民的累计购房负担已经上升到 74.5% 。毫无疑问，到这个时候，购房开支已经到了居民的极限值，几乎没有上升的余地了。
再来看今年的数据，居民的本年度购房负担率似乎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截止 3 季度的数据只有 85.1%（我为什么要说只有？超过 8 成事实上已经很恐怖了），然而这其实是由于居民收支数据的季度性差异特征造成的：收入方面，一季度的居民收入由于年终奖的集中发放会带来一波上涨，而居民的重大支出则主要发生在下半年。因此今年上半年的购房负担率 83.6%，到三季度已经提升到了 85.1%，按这个趋势，今年的当年度居民购房负担率，也是一定要直奔 90% 的了。
无论如何，这也已经是极限了。依靠居民借款买房，支撑起整个脆弱的金融体系的路，到今时今日，不管你们怎么不服气，总归已经走到了尽头。但问题到这里并没有结束。我们不要忘记本章重点关注的问题：到今时今日，我大中国的老百姓，还能不能承受消费物价的剧烈上涨？老百姓的棺材本，还能支撑多久？
很遗憾，已经不行了。在被房地产吞噬了超过 9 成的当年度居民收支结余，超过四分之三的累计结余之后，我国的老百姓，已经没有任何余力承受高物价的冲击了。一旦原材料价格的暴涨浪潮传导到下游消费品市场，那么，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将会遭遇无法言喻的酷烈冲击。整个债务链条将会瞬间崩断，这个后果根本无法承受。你们熟悉的这个静谧的世界将会在一夜之间消失；而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你们难以想象的新世界，将会以你们无法抗拒的速度展现在你们面前。
最终章：最后的殇歌
2014 年 10 月，美国宣布停止 QE 。 QE，Quantitative Easing，字面含义是量化宽松，其实就是央行直接印钱购买国债，也就是以债为锚的印钱，以国家信用为货币背书。停止 QE，意味着美国正式放弃了自己的大国责任，不再愿意扩大自己的国家债务以印出美元，去支撑孱弱的世界经济。再到 2017 年 1 月，川普上任，这位爷更加直截了当，他把所有的潜台词都公开说了出来：美国只是美国人的美国，不是全世界的美国。美元必须回流，产业必须留在美国。一切资源都必须优先供美国使用。在这方面川普的表现就像个流氓，通用汽车打算去国外开个厂，川普直接就公然开骂，骂到通用汽车股价暴跌，被迫宣布回归本土开厂。所谓全球化的政治正确，在川普眼中，根本就是一坨渣渣。美元时代自此走向终结，而全球经济自此步入了新时代：逆全球化时代。在这里我希望大家能回头再看一看第一章，全球贸易之所以能够开展起来，前期是依靠英镑这种具有真正的国家信用的货币，后期则是美元挺身而出，取代了英镑的地位，促成了全球化的经济格局。而中国，恰恰是这种全球化的最大受益国。现在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逆转，外资逐步撤离中国并回流欧美，中国的产业经济终于呈现出全面下滑的征象。
从 2014 年初开始，我大中国的制造业就走上了全面萧条之路。各项原材料普遍暴跌，以螺纹钢的价格为例，2014 年初约 3500 元/吨，到年底暴跌到 2500 元，此后持续暴跌，到 2015 年底，跌到了 1800 元。焦煤价格在 2014 初约为 1000 元/吨，到 2014 年底跌到了 700 元上下，到 2015 年底，已经跌破 600 元。橡胶价格在 2014 年初勉强维持在 1.6 万/吨的价位上，到 2015 年底已经跌破了 1 万块钱。在整体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也呈现萎缩之势，2013 年为 6.84 万亿，2014 年还能勉强维持，在 6.82 万亿，2015 年就下降到了 6.62 万亿。进出口方面，2013 年我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 4.16 万亿美元，2014 年还能勉强上升到 4.30 万亿美元，到 2015 年就下降到了 3.95 万亿美元。实体产业的全面萧条当然要蔓延到财政收入领域，2013 年的财政总收入（一般预算收入+基金性收入的全口径收入）为 18.15 万亿，2014 年算是勉强上升到 19.45 万亿，还有个 7% 的增幅，但是到了 2015 年，财政总收入也就是 19.46 万亿，已经完全丧失了增长性。考虑到财政支出的刚性特征，以及庞大的政府债务的偿还问题，这个趋势要是维持下去，我大中国经济，那真是危如累卵，大国破产，竟然已经是近在眼前的现实威胁了。
这么一回顾，我们就能更加清晰的理解，近年来我大中国经济到底发生了什么。 2013 年我国已经被钱荒折磨了一把，债务危机已经在累积之中，没想到 2014 年之后，美国居然大模大样的放弃了大国责任，不再给全球经济供血。对中国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于是 2015 年，我大中国在股市搞国家牛市，也算是一种抵抗策略，然而遭遇了悲壮的失败，股市的泡沫很轻易的就破灭了，除了留下满地鸡毛，对中国经济而言没有任何正面意义。然而我大中国总不能坐着等死，我们总归是要想出应对办法，就这样，到了 2015 年底，两项杀鸡取卵的应对策略被正式提了出来：房地产领域的去库存运动，以及另外一个，更加关键的，工业领域的供给侧改革运动。这两项政策彻底改变了中国。
房地产的去库存运动的效果，在上一章已经做过了阐述，其结果就是老百姓超过 8 成的棺材本已经被房地产吞噬，已经根本没有余财进行高端消费，更加无力应对消费物价上涨。然而，到现在这个时候，供给侧改革的结果，终于体现了出来。中国经济，即将压上最后一根物价的稻草。
从 2016 年初开始，在行政强制命令以及银行资金的强行推动之下，工业原材料价格启动了在剧烈波动中上涨的模式。螺纹钢价格从 1800 元上涨到现在 2017 年 9 月份的 3800 块附近；焦煤价格从 600 块涨到 1300 块附近；橡胶价格则从 9000 多涨到了现在的 15000 。然而这一路的涨势根本就谈不上平稳，只要政府和银行的支撑力度稍微减弱，那就是一路暴跌。比如橡胶价格，今年一季度达到 21000 元的高位，到二季度暴跌到 12000 元，到了三季度，又被拉升到 15000，整体来说，原材料的大宗期货市场，每天都像是坐了过山车一样，涨停跌停，那就是家常便饭。
原材料价格上涨，一定会向下游延伸，并导致整个工业领域的成本上升。在数据上，2014 年我国工业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幅 7.5%；2015 年在萧条的大环境下，成本增幅仅为 0.8%；2016 年为 4.8%；而到了今年 7 月份，工业企业的累计成本增幅竟然高达 13.1%！最终消费品的生产企业就此开始面临巨大的经营压力，摆在它们面前的，只剩下三条路：一，它们维持目前的销售价格，做好人好事，在利润微薄乃至是亏损的情况下坚持惨淡经营；二、借着环保整顿的机会干脆结束掉目前的生意；三、悍然全面提价，去测试老百姓的潜在购买力深浅。
很可惜，人类的本性都是自私的，想要让企业家们人人都学雷锋，亏着本还要坚持生产，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第一项选择，根本就没人选。加价在目前而言，也是痴人说梦，要知道近两年来虽然表面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勉强还有个 10% 左右的增长，其实基本上是由于廉价的网络销售推动的，不受税收监管且没有知识产权概念的淘宝同款，在我大中国国民的购买力被房地产吞噬干净后，勉强支撑起了这个国家的消费。在数据上，2015 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00931 亿，其中线下消费规模为 262158 亿，线上消费规模 38773 亿，占比 13% 。到 2016 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32316 亿，其中线下消费规模为 280760 亿，而线上消费提升到 51556 亿，占比达到 16% 。到 2017 年 8 月份，全国累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32308 亿，其中线下消费规模亿 189797 亿，而线上消费 42511 亿，占比已经提升到了 18% 。一年半下来，网络购物的占比提升了足足 5 个百分点。按现在这个趋势下去，到今年年底，网络购物的比例将达到 20% 。廉价与实惠，已经成为国人购物的基本准则。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最终消费品的生产企业想要涨价，都会遭遇淘宝同款的直接挑战，并导致破产。
所以，事实上企业家们的选择只剩下第二项，也就是借着当下环保整顿的机会，直接关门了事。 8 月份工业领域的数据还未全面出台，但是目前已经公布的几项数据，已经可以看出企业家们的选择。 8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仅 6.0%，这种数据只有在惨烈的 2015 年才会出现；1-8 月的民间投资增速 6.4%，是今年以来的最低值，尤其是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投资增速仅仅只剩下 4.2%，看起来接下来就要走向全面萎缩了。
接下来会怎么样？原材料领域积累的涨价浪潮是一定要向下游释放的，这是客观规律，就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是无从抗拒的。但是下游的企业面对这股浪潮根本就无心应战，纷纷的选择直接关门了事，这无疑将会增加失业并进一步降低国人的消费能力。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那就是无以伦比的通缩与萧条。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会无法承受成本上升而销售不畅带来的经营压力而破产，从而加剧萧条的到来。
而我大中国央行面对这种局面，即便想要敞开了印钱，也是困难重重。不要忘记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反复谈过的，央行当前最主要的印钱手段：向商业银行提供借款，然后商业银行再把这些钱贷款给居民买房，或者给企业经营。现在房地产的泡沫已经到了极限，居民的棺材本已经被吞噬了超过 8 成，贷款买房的能力已经被榨干了，我大中国政府现在当然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央行强令所有商业银行必须收缩按揭贷款规模，并且银监会开始严查以消费贷的形式支付购房款的违规信贷行为。这已经在亡羊补牢了。印钱给居民买房的路既然已经被堵死，那么就只剩下唯一的选择：印钱给企业经营。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在目前的原材料的涨价浪潮之中，企业面临着巨大的经营压力，根本就不挣钱。这意味着接下来的局面，将是央行强行印钱，去支持亏损企业的运营。也就是说，央行将与亏损企业捆绑在一起，以长期借款的形式，维持亏损企业的现金流，帮助亏损企业度过萧条。
天可怜见，各位可能根本想象不到，指望央行和商业银行一起去做雷锋，去雪中送炭，去送钱给企业主维持经营，这种模式有多不具备操作性。明知是一门亏损的买卖，明知是无底洞，明知是死债，还要往里填钱，三年五年八年的持续填钱，这种事根本就违反了人性。想想银行体系应该怎么建立针对这种玩法的考核机制吧？银行的股东们会怎么看待这件事吧？你要敢把这种经营策略在各商业银行的上市年报里说一说，所有的正常一点的股民和投资机构都会夺路而逃。
所以，我们这么一条一条的分析下来，我大中国剩下的唯一的选择，竟然是 QE：央行印钱，去购买我大中国政府发行的国债。然后政府拿钱去投资，去开办国企，去经营项目，也就是以我大中国自己的国家信用，来为人民币背书。人民币摇身一变，从依靠美元信用加持，变成所谓的主权货币。
在此我要求各位必须认真的回忆我们在第一章和第二章讲述过的内容。事实上，这就是 1980 年代我大中国的货币发行模式。央行表面上印钱给了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拿去借给国企，供当时独霸整个经济领域的国企随便浪费，并造成整个国民经济严重缺乏效率等诸多问题。 1980 年代我大央行这种借钱给国有商业银行再贷款给国企的行为，与直接购买国债事实上并没有区别。到了今时今日，没想到 30 年一个轮回，摆在我大中国面前的，竟然又只剩下这一条路。
我从不敢小看庙堂之上的能人，事实上，上面这些推测，我能一条条的辨析推演，得出这唯一的结论，我大中国政府的真正的智囊们，同样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准备工作，比如做大做强国企的舆论，比如大量的国企整合案例，比如银行的债转股计划，比如越来越严厉的外汇管制措施。等等等等，莫不是在为这最终的路径进行准备。
1980 年代，我大中国政府依靠自己的信用印钱的结果，是连续的通胀，然后紧跟着的就是持续的萧条，中国经济在不断的通胀与萧条之间轮回，一直到 2001 年加入世贸之后，依靠中国人民勤劳的双手挣来了美元，以美元为人民币信用加持，这才稳定了汇率，稳定了经济，带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现在我大中国计划改弦更张，回归 1980 年代的模式，这无法将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深入骨髓的冲击。首要的条件，就是我大中国必须重新建立自上而下的国有经济体系，能够覆盖从生产到供应的全链条。然而很可惜，这套体系早已不存在了。也就是说，我大中国已经不具备 1980 年代的组织和动员能力了。
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私营企业将如何自处？它们将无从获得央行的支持，它们只能在接下来的重新洗牌中排队破产。然而，私营企业事实上提供了这个国家过半的城镇劳动岗位。 2015 年中国城镇就业人数 40410 万，其中国有及集体单位就业人员仅 6801 万，占比只有 17%；而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的就业总人数，高达 28077 万，占比高达 69% 。就目前这样的局面，无视私企的死活，将资源全部集中到政府和国企身上，回归 1980 年代模式，这将会极大的考验我大中国的治理能力和矛盾压制能力。我大中国政府将必须为了占比不足两成的城镇国有单位人口，而坚决打压占比近七成的私企员工和个体户的生存诉求。国企员工能吃香喝辣，而民企员工则一个个的失业，在绝望之中慢慢饿死。我无法想象这种国家治理模式将如何推行并获得最终的成功。
今时今日，我大中国国民早已不是 1980 年代毫无见识的乡巴佬了。人手一部的手机，无处不在的信息冲击，早已让国人打开了心智。不要说饿死自己，就算是中午少吃一顿饭，晚上少洗一次澡，就是骂声震天，觉得全世界都委屈了自己，一定要上天给自己一个公道。就这样的社会氛围，要人为在这个国家建立起国企与民企之间的巨大不公，人为的撕裂整个社会，对这种事的可操作性，我不抱任何希望。
当然，我深深的知道，一切都已箭在弦上，一切都已是既定的国策，虽然我反反复复的提出各种有限改革的方案，希望能够启动政经领域的真正的改革，然而根本无人愿意去听。大家看过之后，普遍都是哈哈一笑，觉得老蛮我根本就是杞人忧天。所以，我只能眼睁睁的听着那两脚羊殇歌一声声的奏响。而你们，对此一无所知的你们，正做着岁月静好的迷梦，闭着眼睛，一步步的走向黑暗。
（全文完）
